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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金融：从星火到燎原的华夏传奇(1937–1945)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红色金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特金融体系，自诞生之初便肩负着特殊使命，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华夏民族从艰难困苦走向繁荣昌盛的伟大跨越。

红色金融的萌芽：觉醒年代的星星之火

红色金融的故事，要从20世纪20年代说起。彼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黑暗深渊，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列强侵略步步紧逼，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救亡图存带来了新的希望。

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在浙江萧山、湖南衡山等地，农民协会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纷纷开办金融机构。这些早期的金融尝试，如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虽规模有限、存续时间不长，但它们是中国红色金融的源头，宛如黑暗中的点点星火，照亮了革命的道路。这些机构发行货币、开展信贷业务，旨在帮助农民摆脱地主高利贷的剥削，为农村经济注入了一丝生机。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经济、金融领域进行有益探索，为日后革命根据地银行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艰难中成长的金融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多个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众多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如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东固平民银行和东固银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信用合作社和闽西工农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发行了各具特色的货币，广泛开展金融业务，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银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劳动银行

彭湃与海陆丰的红色火种

在广东省东部的海丰、陆丰两县，龙津河蜿蜒穿城而过，河畔红宫红场的朱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长眠着一位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的先驱——彭湃。1896年10月，他出生于海丰县一个富庶的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家中每年收租千余担，坐拥40多间铺面，辖下农民达1500余人。但这位留日归来的青年，却在1922年毅然烧毁家中田契，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走进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坐田埂，用通俗的“革命山歌”宣传解放思想。

 “我们种田人，四季劳碌，食不饱，穿不暖，都是因为受地主剥削！”在彭湃的发动下，海丰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1922年底，全县建立12个乡农会和1个分会，会员达1.65万人；1923年初海丰总农会成立后，海丰、陆丰、惠阳三县500多个村庄的20多万农民踊跃入会，农会旗帜插遍粤东乡村。毛泽东在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曾多次以海丰为例：“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彭湃振臂一呼，带领海陆丰农民掀起三次武装起义。同年11月，起义军攻占海丰、陆丰县城，彭湃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海丰、陆丰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2月1日，5万多工农群众聚集红场，在彭湃的带领下高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以《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为题，盛赞这一“工农专政的伟大尝试”。

 红宫红场：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

海丰红宫原为明代学宫，1927年11月18日至21日，这里灯光彻夜不息，来自全县各乡的311名工农兵代表齐聚大成殿，讨论土地分配、政权建设等重大议题。代表们用红漆将学宫梁柱涂成红色，象征革命火焰永不熄灭，“红宫”由此得名。大会最终通过《海丰县苏维埃政权临时纲领》，明确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废除高利贷”等主张。

图片红宫旧址，1927年11月18—21日在红宫召开了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图片红场旧址，1927年12月1日在这里召开了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场与红宫相邻，原为明代“东仓”旧址，彭湃亲自题写“红场”二字刻于大门之上。1927年12月1日，5万多名工农群众手持梭镖、红旗涌入红场，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会上，彭湃激情演讲：“我们种田人、做工人才是天下的主人！从今天起，海陆丰的土地、工厂，全归工农群众所有！”据记载，当日红场四周摆满农民送来的稻谷、蔬菜，工人献上亲手纺织的布匹，军民共庆翻身时刻。

至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管辖人口近80万，党组织规模空前壮大：海丰县建立460多个乡村党支部，党员1.8万名；陆丰县党员达6000多名。在土地革命中，两县没收地主土地14万多亩，分给3万多户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景在这片土地率先变为现实。

劳动银行：红色金融的破冰之举

 “政权要巩固，经济须先行。”彭湃深知，没有自主的财政金融，红色政权便如无本之木。早在1927年4月第一次武装起义时，起义宣言就明确提出“建设农民银行，救济贫苦农民”。第三次起义胜利后，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建立工农自己的银行被提上日程。

1928年1月28日，海丰县委向省委报告中写道：“为疏通商品流通，拟办工农合作社，同时设工农银行发行货币。”2月20日，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通令：“为救济金融，利便市面交易，特依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成立海陆丰劳动银行。”总行设在海丰城原南丰织造厂——这座由军阀陈炯明创办的工厂，起义后被没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成为红色金融的诞生地。

劳动银行成立的迫切性，源于当时严峻的现实：

财政收支失衡：1927年11月，苏维埃财政收入约8万元（含没收反动财产、罚款等），但12月后商户纷纷逃亡，仅靠烟酒屠宰税和船舶税月入数万元，需同时支撑军需、政府开支及上缴省委经费，资金缺口日益扩大。

农民生产困境：分得土地的农民虽干劲十足，却买不起耕牛、农具和种子。此前农民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利率常达“加五利”（月息50%），苏维埃政府虽明令废除高利贷，却缺乏替代的融资渠道。

货币市场混乱：当时海陆丰流通的货币有银元、铜元、军阀票券等十余种，商家趁机抬高物价，工农群众深受其苦。

为此，劳动银行颁布《发行纸币条例》，首期发行银票2万元。因筹备仓促，初期暂借南丰织造厂原有银票，加盖“海陆丰劳动银行”印章后流通。银票面额分为1元、5角两种，正面印有“凭票即付”字样，背面标注“救济金融，流通市面”，明确其服务工农的使命。

短暂的存在与永恒的遗产

劳动银行的银票一经发行，便得到工农群众热烈拥护。海丰县公平镇农民黄阿木回忆：“拿着劳动银票能到合作社买盐、买农具，不用再看商号脸色。”据记载，银行还开办借贷业务，向农民发放耕牛贷款，月息仅2%，远低于过去的高利贷。

 然而，红色政权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血雨腥风。1928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4个师兵力围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被迫转入山区游击。3月初，劳动银行随政权撤离，存在时间虽不足一个月，却开创了中国苏维埃金融的先河：它首次明确“金融为工农服务”的宗旨，尝试通过货币发行调控经济，为后来的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狱中，他遭受酷刑仍坚贞不屈，用鲜血写下《绝命书》：“为主义牺牲，为民众解放，我等百死不辞！”8月30日，这位33岁的革命家高唱《国际歌》，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如今，红场内的彭湃雕像目光如炬，注视着他深爱的土地。海陆丰劳动银行的银票早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收藏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博物馆。它虽未完成“救济天下苍生”的使命，却在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证明，金融不仅是资本的游戏，更能成为工农解放的武器，这一理念，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经济奠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开始领导武装起义，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的创建，正是这一探索的集大成者，它不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次实践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诞生筑牢了根基。

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初创与拓展

1928年冬，国民党湘赣粤三省军阀调集重兵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彼时，红四军兵力仅3600余人，与敌军力量悬殊，坚持月余后难以固守。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转战，开启了创建新根据地的征程。这一战略转移并非被动撤退，而是主动把握历史机遇的抉择——当时国民党新军阀间矛盾激化，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正酝酿大规模混战，无暇顾及南方苏区，为红军发展提供了“战略窗口期”。

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以“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术为指导，在瑞金、长汀、龙岩等县展开灵活作战，相继推翻当地封建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10月，红四军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全军兵力达4万人，初步形成以赣南、闽西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调集100多万兵力投入军阀混战，50多万人战死，百姓流离失所。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推进土地革命：通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平分土地，摧毁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在苏区遍地涌现，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工农武装与苏维埃区域迅速扩大。

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接连发动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兵力从10万增至30万。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利用敌军“杂牌军”与嫡系部队的利益矛盾，以游击战术灵活机动歼敌，三次反“围剿”均获全胜，将赣南、闽西两块被分割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的巩固苏区。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创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指挥中心，中央苏区此后不断发展：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下辖5个省直辖省（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赣南省）及4个中央直属县，拥有300多万人口，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影响力最强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的苏区经济思想与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践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困死”红军与苏区百姓。面对“食盐一斤一块银元、布匹断绝、工厂停工”的困境，毛泽东率先提出“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的论断，形成了系统的苏区经济思想，并指导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告诫全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革命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1930年5月，他深入寻乌县开展调查，写下《寻乌调查》，厘清了城乡经济关系与阶级结构，为土地革命中“按人口平分土地”“抽肥补瘦”等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1933年8月，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并阐明国民经济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部分组成。这一系列思想，回答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目的（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动力（依靠群众）、方法（统筹国营、合作、私人经济）等核心问题。 

在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央苏区开展了全方位的经济建设实践：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是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苏区政府通过“组织互助组、耕田队”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兴修水利（仅瑞金就修建水库8座、陂圳230多条），开垦荒地（1933年全苏区开垦荒地21万亩），发放低息农业贷款（年利率不超过12%），推广“深耕易耨”等先进技术。1933年，苏区粮食产量较1932年增长15%，不仅满足了群众需求，还储备了300万担粮食支援红军。

工商业建设以保障军需为核心。苏区政府创办了32家国营工厂，包括中央兵工厂（能修理步枪、机枪，制造手榴弹）、中央被服厂（日产军服300套）、中央钨砂公司（年产钨砂1800吨，产值200万银元，成为苏区重要财源）等。同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颁布《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工商业，仅瑞金就有私营手工业80多家。1933年，苏区工业产值达300万银元，基本满足了红军的武器修理、被服供应等需求。

财政与金融制度的建立是经济稳定的关键。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暂行财政条例》，实行“统一财政、统一预决算”制度，规定“一切收入上交中央财政部”。税收政策坚持“向剥削阶级征税”原则：对地主、富农征收累进税，对贫农、中农减免，同时通过“打土豪筹款”“发行公债”补充财政。金融方面，为打破国民党货币垄断，苏区逐步取缔杂钞劣币，筹备建立国家银行，为统一货币体系奠定基础。

然而，1933年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推行错误的经济政策：打击富农和私人资本，规定“私营企业贷款必须抵押”，甚至没收中小商人财产；片面提高工人工资，导致企业成本激增；财政上盲目扩大支出，引发苏币贬值。这些政策严重破坏了苏区经济，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埋下隐患。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为统一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诞生，毛泽民担任行长。国家银行成立之初，面临着诸多困难：启动资金急缺，按照章程规定财政应拨款100万元，实际拨付仅有20万元；人员匮乏，最初只有寥寥数人。但红色金融先驱们毫不退缩，他们想尽办法充实资金实力，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积极开展生产活动。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为摆脱国民党货币控制、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应运而生。这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不仅开创了红色金融体系，更在革命战争中探索出一套适应战时环境的金融运作模式，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的起点。

国家银行的筹建与《暂行章程》的制度设计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货币，商品流通就会受制于军阀；没有自己的银行，工农业就是无根之木。”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毛泽民任首任行长，曹菊如等4人参与筹备，初期工作人员仅5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第一家全国性国家银行，标志着红色金融体系的开端。

国家银行的制度基础是1932年8月24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这是红色金融史上首部国家银行法，分为总则、资本、业务、组织、决算及纯利分配五章，对银行性质、职能、运作作出明确规定。

《章程》明确国家银行是“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经济发展的国营事业”，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总行设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设立须经管理委员会决议并报财政部核准。领导体制上，设9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大政方针），行长、副行长负责日常经营，体现“民主集中制+行长负责制”原则。

业务范围兼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双重职能：作为中央银行，负责“发行统一货币”“代理国库”“发行公债及还本付息”；作为商业银行，开展“存贷款、票据贴现、金银买卖、汇兑”等业务。《章程》还规定了严格的业务规范：禁止投机、买卖私人企业股票；对国营企业、合作社发放无抵押贷款，对私营企业贷款须抵押；商业票据贴现期限不超过6个月。这些规定既适应了战时经济需求，又防范了金融风险，体现了“服务工农、支持革命”的阶级属性。

组织机构与货币发行：构建红色金融网络

国家银行成立后，迅速构建起覆盖中央苏区的金融网络。到1934年10月长征前，总行设业务、总务2个处，下辖营业、会计、出纳等7个科及1个总金库，工作人员增至七八十人；分支机构包括福建分行（长汀）、江西分行（宁都）、兴国县支行、石城县支行等，在苏区各地设立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几十个代兑处，形成“总行—省分行—县支行—信用社”的四级体系。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金融网络的基层节点。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信用社“实行低利借贷，抵制高利贷”，并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20万元支持其发展。到1934年，兴国、瑞金等县建立信用社近百个，与国家银行县支行合署办公，向农民发放耕牛、种子贷款，年利率仅8%，远低于民间高利贷（月息30%以上），有效缓解了农民融资难题。

货币发行是国家银行的核心职能。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券”（简称“苏币”），以银元为本位，与银元一比一兑换，面额分为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五种，票面上印有财政部部长邓子恢与行长毛泽民的亲笔签名。为保障货币信用，国家银行执行严格的准备金制度：每发行100元苏币，须有30元银元或贵重金属作现金准备，其余以物资或证券作保证。1932年，苏币发行量65.6万元，准备金达39万元（占比60%），远超法定标准。

为推广苏币，苏区政府颁布法令：“一切交易和纳税按国币计算，白区货币不准通行”“国税只收苏币，其他货币概不收受”。通过国营商店“只收苏币”、设立兑换处保障兑换等措施，苏币迅速在苏区流通，到1934年累计发行800万元，成为根据地唯一合法货币，彻底取代了国民党杂钞劣币。

金融业务与货币斗争：红色金融的战时实践

国家银行在战时环境下开展了多元化金融业务，成为支援革命战争、稳定苏区经济的重要力量。

存款业务是资金来源的核心。国家银行要求党政军机关、公营企业必须开户存款，吸收的财政性存款（包括红军筹款、税收等）、合作社存款（1933年达21.6万元）、对外贸易存款（仅赣县江口分局月出口额即达60—150万元），构成了稳定的资金池。

贷款业务聚焦生产与军需。对国营工厂（如中央钨砂公司）发放无息贷款，支持扩大生产；对农业合作社发放低息贷款（年利率10%），用于购买耕牛、种子；对粮食调剂局贷款，保障粮食储备。1933年，仅兴国县支行就发放农业贷款5万多元，帮助3000多户农民解决春耕困难。

代理国库实现财政统一。1932年《国库暂行条例》规定：“总金库设于国家银行总行，分金库设于分行，支金库设于支行”，各级行长兼任金库主任。这一制度使苏区财政收入集中管理，杜绝了贪污舞弊，1933年国库收入较1932年增长40%。

发行公债是战时融资的重要手段。国家银行先后代理发行三期公债：1932年7月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用于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第二期120万元，半个月超额完成8万元；1933年7月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合作社、对外贸易等经济建设。这些公债的发行，为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提供了关键资金。

面对国民党“伪造苏币、煽动挤兑、贬低币值”的金融破坏，苏区政府展开坚决斗争。1933年，国民党特务伪造劣质银币流入苏区，奸商故意抬高银元价格（1元银元可买16两盐，1元苏币仅买12两）。对此，临时中央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伪造苏币、煽动挤兑者处死刑”，捣毁假币窝点，严惩破坏分子。1933年初，因贸易逆差出现挤兑风潮，毛泽民坚持“1元苏币兑换1元银元”，待红军运回大批食盐、棉布后，国营商店挂出“只收苏币”牌子，成功稳定了苏币信誉。

长征路上的金融使命与历史传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编入“中央纵队第15大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携带100多担黄金、白银、印钞机等，后轻装前行，仅带贵金属。途中，毛泽民兼任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没收土豪资产、保障红军军需。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国家银行发行“红军票”（银币券），以银元和大批食盐为保证，1元“红军票”可买7斤盐（当时市价1元银元仅买1斤），通过“低价盐只收红军票”“高价收购群众物品”等方式，推动货币流通。撤离前，工作人员通宵回收“红军票”，确保群众不受损失，上演了“诚信革命”的经典一幕。

1935年11月，国家银行抵达陕北瓦窑堡，与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6年7月改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国家银行”名称退出历史舞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虽仅存在5年，却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其“服务革命、依靠群众、诚信为本”的红色金融理念，为后来的边区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中国金融史上的光辉篇章。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相结合”的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

国家银行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逐步回收各种杂币，致力于建设统一稳定的中央苏区货币体系。国家银行严格执行准备金制度，每发行100块钞票，至少有30元银元作为现金准备，确保了货币的稳定和信誉。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国家银行累计发行量达800万元，流通范围扩大到赣东、闽北地区。此外，国家银行还承担了三次公债发行、推销任务，为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国家银行14名工作人员和财政部一起被编为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随红一方面军踏上漫漫征途。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了“红军票”，以银元和紧缺的食盐为保证，与银元一比一兑换。国家银行设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低价向群众出售食盐，只收“红军票”，同时高价收购群众生活用品，使得“红军票”快速赢得民心，顺利流通。部队撤离前，又连夜收回“红军票”，兑换银元，展现了共产党对群众利益的高度负责。

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中的金融支柱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战阶段。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众多抗日根据地，红色金融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在这一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建了50多个银行，发行货币400多种，通称抗币或边币。这些货币的发行，旨在驱逐日伪币和杂钞劣币，统一根据地货币，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事业最大的变化是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敌。

陕甘宁边区银行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而来，起初以法币为主币。由于市场上法币辅币奇缺，1938年经边区政府批准，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为辅币。1941年“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宣布发行边币，禁止法币流通，确定边币为边区唯一合法本位币，并与法币开展比价斗争。但货币政策始终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视法币为友币，有保护有斗争，对日、伪币则坚决打击。

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等，均处于敌后。由于当地市场法币缺乏，金融死滞，这些银行发行各自的抗日货币，以法币为国币，多数纸币上注有“凭票一元即付国币一元”字样。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抗日货币、保护法币、打击日伪币，使日寇无法在根据地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信贷政策则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支持大生产运动，投资生产、开荒、办工厂，帮助财政克服经济困难，成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枢纽。

解放战争时期：迈向全国统一的金融曙光

解放战争时期，是红色金融事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统一的关键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金融统一的需求日益迫切。

1945年8月，华东地区成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银行币，统一了江淮、淮南等根据地的金融机构和货币。此后，各解放区根据形势变化，对金融机构进行调整合并。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统一货币，确定以冀南币为本位币。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共同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于石家庄市，并开始统一发行新货币“人民币”。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货币制度开始茁壮成长。

与此同时，新解放区的金融事业蓬勃发展。1948年5月，中州农民银行在中原解放区创建，发行中州币为本位币；1948年11月，东北地区实现以东北银行为主的统一银行，建立了独立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也积极建立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如潮汕地区的裕民银行、陆丰县的新陆行等。1949年7月，南方人民银行成立，发行南方币，统一了裕民、新陆两行机构及其印发的纸币。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金圆券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而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却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的金融体系与人民币的市场基本形成，红色金融完成了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历史性跨越。

红色金融的深远影响与时代意义

红色金融从发起到昌盛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艰难困苦中不断成长壮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金融为军事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发行货币、开展信贷业务、筹集资金等方式，保障了部队的军需供给，支持了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同时，红色金融致力于改善民生，为百姓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农民购买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红色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从早期根据地的金融机构创建，到货币制度的逐步完善，再到全国统一金融体系的建立，红色金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红色金融事业中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勇于创新、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新时代，回顾红色金融的历史，我们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推动金融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