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渊源

自古以来，金融就是经济的血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上，中国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货币金融实践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怎么看金融、怎么干金融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特色鲜明、弥足珍贵的传统金融文化。这些关于金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立足新时代，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

交子背后的信用故事

我国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商鞅徙木立信和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在货币金融活动中，人们以重信守诺为荣，以背信弃义为耻。

说到中国古代的货币实践，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千年之前问世的交子。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世界货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北宋初年的四川，经济兴盛、市场繁荣，交易活动需要大量货币的支持。但在当时的货币制度安排中，四川是纯粹的铁钱区，市场交易必须使用体积大、分量重的铁钱，交易成本极高，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在人们迫切需要轻便货币的期盼中，替人保管现金的交子铺在成都应运而生。存款者把铁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为存款者开具已填好对应金额的楮纸券，并向存款者收取手续费。商户和百姓的契约精神推动商业信用不断发展。后来，人们为了节约手续费，开始直接用交子进行支付，这就使交子从存款凭证转变为支付工具，初步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征。

随着交子发行经验的不断丰富，一些交子铺的经营者发现，每逢丝、蚕、米、麦即将成熟上市的时节，市场交易趋于活跃，钱币流通需求也随之迎来高峰。于是，不少交子铺便在没有足够铁钱作准备金的情况下，提前印制一批交子。这类交子能够正常流通使用，依托的正是交子铺自身的商业信用。这就是信用货币的雏形。

几经波折之后，北宋朝廷决定设置益州交子务，独家发行官交子，交子成为国家法定货币。这意味着，私交子最终转变为国家法定货币，其背后的信用支撑也由商业信用转变为政府信用。

交子的破茧而出极大地便利了市场交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官交子由政府信用背书，采用分界方式发行，界满后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新交子流通两年后亦须赎回。这既降低了伪造纸币的可能性，也控制了流通中的纸币总量，有利于币值稳定。政府信用有效增强了交子的公信力，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可见，信用是纸币流通的基础，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政府发行的货币，归根到底是相信其承诺或担保的可靠性。

交子的命运可谓成也信用，败也信用。当北宋官府想要通过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时，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朝廷采用同时发行两期交子的办法增加货币供给，导致人们对交子的币值稳定性产生了极大怀疑，其实际价值最终跌至面值的10%以下，信用几乎破产，交子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更为遗憾的是，宋元两朝都未能完全抵挡住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诱惑，纸币的超发导致物价飞涨，最终使政府信用陷入崩溃。

时至今日，珍惜政府信用、维护币值稳定依然是各国央行的头等大事，一旦失守就会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大幅贬值。放眼世界，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例如，非洲的津巴布韦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曾发行面值100万亿的纸币，其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几十美分，百姓只能“望钱兴叹”。

由此可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应当成为金融管理者、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共同的行为准则。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信誉、重信守诺，鼓励守信者，惩戒失信者，以深厚的信用文化和完备的信用体系有力支撑金融活动的持续开展，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信用基石。

山西票号的合规文化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合规文化是传统金融文化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法律刚性约束与行业自律规则相结合的办法，中国古代的金融业形成了注重操守、稳健为先的合规文化。山西票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朋友都知道，主人公乔致庸之所以能实现汇通天下的目标，与其悉心培育的管理制度及合规文化密不可分。山西票号自清朝中后期兴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山西票号之所以能成为百年老店，与其完善的制度规则和独特的合规文化有密切关系。

首先，票号建立了一套品行与技能并重的学徒培训机制，注重把规矩意识和诚信意识融入日常培训，对学徒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考核。只有那些严守规矩、勤勉工作、诚实守信的人才能留下来，并被委以重任。由此，票号的员工在入行之初就将合规文化融入血脉之中。

其次，票号有一套严明的内部管理制度，要求员工严格自律，注重操守。票号业内流行“十不准”，从不准参与赌博到不准私营放贷，既有个人操守，也有工作纪律。有不少票号实行“阅边”制度，由掌柜亲自到各分号进行突击检查。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禁令，不管是掌柜还是伙计，必须卷铺盖走人，永不续用，其他连庄分号也不得录用，使其在业内难有立锥之地。

由此可见，山西票号所实行的是一种没有外部约束、完全由票号自主实施的管理制度。在厚重的合规文化浸润下，这套制度有效地确保了票号的稳健合规经营，较好地维护了票号的声誉。

山西票号的这些制度和规矩是其走向成功的重要基础。直至今日，山西票号在员工管理和培训、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许多经验做法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金融行业是资金密集、风险集聚的行业，特别讲究依法合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依法合规，不逾越底线”的观念，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纪律严明的合规文化，自觉在监管许可范围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从根本上确保金融创新和发展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轨道。

共产党人的义利观

义利之辨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中心话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义利兼顾、义在利先，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始终注重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将金融功能的发挥放在首位，努力做到以义取利。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国民党政府在皖南事变后则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物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其中，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困难尤为严重。这是因为，陕北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军阀连年混战，物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而边区的财政却要维持中央机关和作战部队的运转，并供养大量来到延安的进步青年。一边是有限的生产，一边是庞大的消费，两者之间形成了突出的矛盾。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鱼大水小”，边区里有限的“水”很难养活这么多的“鱼”。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摆脱经济困境，中共中央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

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相信边币、接受边币，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货币斗争，禁止法币流通，反击国民党的封锁打压，边币的公信力由此大幅提升。

此外，边区政府于1941年12月通令全边区设立货币交换所，在充分保障跨区贸易货币自由兑换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外汇调节和买卖，适时调整外汇牌价，利用价格杠杆调节边币、法币的供求关系，进一步提升了边币信用，扩展了边币的流通范围。

有了较为稳固的信用基础，边区政府便适当扩大边币的发行规模，尽量多向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放款，支持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通过建立信用合作社、抵制高利贷、开展以贫雇农为对象的低利贷款等方式，将资金大量贷给人民，投入生产事业，调动起人民群众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此外，党和政府还十分注意把握边币发行的节奏和力度，避免无节制地过多发行边币，防止边区物价过快上涨和边币过快贬值，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稳定，避免因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而影响边区社会稳定。

总之，在得到金融“活水”的灌溉后，大生产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生产得到发展，供给保障能力明显提升，敌人的封锁被彻底粉碎，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货币斗争的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义利观。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是货币斗争的根本目的。其中的“义”就是夺取抗战胜利这个民族大义，而其中的“利”则是在大生产运动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得到了“利”，革命斗争便有了充足的底气；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则为发展根据地经济、获得更多的“利”创造了更为安全的环境。可见，“义”和“利”是相互契合、高度统一的。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要继承“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的“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当然，关键是要始终将金融的功能性放在最重要位置，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发挥好金融的关键作用，使我国金融业在有力支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合理收益，不断发展壮大。说到底，就是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

交子的故事揭示了诚实守信在货币发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山西票号的故事展现了依法合规对稳健经营的重要意义，从中可以感受到传统金融文化的博大精深。抗战时期的货币斗争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金融工作中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可贵探索。面向未来，我国金融工作者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大力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使这些古老的智慧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进程中焕发新的活力。

注：本文刊载于2026年第三期《金融文化》杂志；作者：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